随着清末变法修律，西方法律制度全面引入中国，传统律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复存在，律学这一古老的学问随之被打入冷宫。

即使对行政管理这样的注重实践能力的工作来说，人们以为无用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往往能不经意间发挥关键的作用。尽管法家法治有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27)的缺点，尽管经常被批评为过分尊君卑臣和崇尚权势，但法家对于法律和法治，确有一种超乎异常的信仰，他们相信法律的精确和理性，相信法律的公正与公信，相信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28)。

法家要求官僚在行政过程中完全站在国家立场，服务于国家利益，无须太过顾及百姓的利益和感受：为了增加国家财政，重赋于民是可以的，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20)。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32)。诚如先贤指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或者说官僚病，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差不多都可以见到(57)。对待工作认真投入，对自己的家庭却不管不问，不履行必要的义务。法家要求官僚的职业公德，是公与忠。

法家所谓能，乃治事之能。(41)《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卷94，洪武七年十一月乙酉条。到了清代，这种专门化趋势更加明显。

他们认识到有必要从中华法文化中发掘一些有用的经验，为推动全世界的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沈家本在谈到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时列出了李悝、商鞅、申不害、处子、慎到、韩非、游棣子等人，这些人是否全都是律学家呢？其实不然，如果一个法家人物只留下了一些法律思想，而未进行具体的法律整理、汇编、注释等工作，则不属于律学家，典型的如韩非。故这四个字及其所在的语句构成了法律大厦的椽子。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决狱》……又集《议驳》30篇，以类相从……[20](P.600)《后汉书·郭陈列传》说到：宠为昱撰词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武树臣在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一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是成文法产生和定型的时期……郑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赵鞅‘铸刑鼎，终于掀起成文立法的大潮。

清代私家注律之风更盛，据不完全统计，终清之世，光是私家注本就有百余家，计150余种[41](P.453)。……余叹其诠释详明，尤严轻重出入之界限，为能曲体圣人好生之意。因此中国传统律学在近年来的复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产物。在清代的律学系统中，以考证为特点的注律著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

笔者认为，苏文有关中国古代法学盛衰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套用到律学之上就未必妥当，否则没有必要区分法学与律学。《晋书·刑法志》说到：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其后，宋孝宗、理宗、度宗等都曾申严试刑法之法。因此，无论如何强调经学对于律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参见怀效锋：《中国律学丛刊》总序，载王明德撰：《读律佩觿》，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当时的‘刑名之学与逻辑学的‘形名之学是同步发展的。

‘法家(Legists)并不是‘法律家(Jurists)。在这两种说法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同时觉得，第二种说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不够准确，二是过于笼统，未能全面揭示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全貌，因此，需要稍作修正(见图的实线A)。

比如，以经释律是中国律学的一大传统。这一传统的内容当然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但其精神却是可以继承的。综上所述，律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分到合，由合再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沈之奇注律惯用的话语是：蒙上条之意而言之此条当与……条合看此……律须参看此条与……律相互发明此条当随上下文参看此条与……条有互见之义，等等。第二，人们贬低明清律学，可能与人们的这一观念有关：自唐代以后，中国古代律学逐渐失去了精神内核，因此难言兴盛。同时，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还具有收敛性特点，即由汉晋时期私家注律百花齐放的局面演化为唐代官方注律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

故我们说，律学的兴衰是相对律学本身而言的，而非以经学为参照系，因此，不能因为律学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断言其处于衰落之中。(12)这些日用类书全都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汇编的《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之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大多数法史学者的观点不一致。如我们可以从张斐的《注律表》中读出魏晋玄学的味道，从宋明的某些律学作品中读出理学的味道，从清代的某些律学作品中读出考据学的味道。

再次，古代律学家发明的一些宣传法律的手段与方法也值得今人仿效。钦定《大清会典》称这八个字为律之书法③，即是强调其对于立法的价值。

(15)《汉书·杜周传》评价杜周说：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到了明代，中国传统律学又开始复兴，进入第二个上升期。称道士女冠条将道士、女冠与师主之间的关系比附为伯叔侄关系，将观寺中的部曲、奴婢与上座、观主、监斋之间的关系比附为部曲、奴婢与主之期亲关系：(道士、女冠)若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42](P.10)科同罪者，必曰‘与同罪。

中国古人很重视立法问题，汉晋之际的律学家们多次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最终编纂出了比较完善的法典——《唐律疏议》。随着清末变法修律，西方法律制度全面引入中国，传统律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复存在，律学这一古老的学问随之被打入冷宫。

⑤不惟如此，律学还是一门超越学术门派的学问，儒、法、道、玄等都牵涉于其中。参见徐道邻著：《徐道邻法政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⑩吴建璠认为，清代学者在继承明代律学遗产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对律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把我国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律学的若干分支学科，如应用律学、律史学、比较律学以及古律的辑佚和考证等方面，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也就是说，其旨趣在于对律文的注释，以期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

如，在应议者犯罪条中，出现了取旨与请旨两个概念，前代律学家对此没有区分与说明。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律学发展的两端，经学要么没有影响，要么影响力在逐渐减弱。如蒋陈锡在评价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时说到：仁者执律断狱，虽罹于死，有一线生路之可求，未尝不求之。李龙：我国古代的‘律博士和‘律学生，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3期。

[20](P.600)也就是说，李悝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当时散见于各诸侯国的法令汇编起来，重新分类，确定次序，最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经》。但自汉晋时始到唐宋时止，中国古代律学进入盛世。

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翁元圻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3-1514页。师棠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律学本是介于制定法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其价值取向是功利的。

元代的柳赟在其主持刻版的《唐律疏议》序中也对唐律备加推崇：非常无古，非变无今。在略人略卖人条中，沈之奇明确地说到：本条题目‘略人略卖，内曰设方略而诱取，曰略卖，曰被略，曰和同相诱，曰相卖，曰被诱，曰略诱，曰和诱，字面参差不一，律文简严，或互文见意，或举此该彼，当随上下文义参看，不可以词害意也。